基本信息：

書名：對于歷史科學家有話說(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人與事)
定價：52
作者：熊衛民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
ISBN:9787506093866
字數：398
頁碼：389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53KG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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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科學與政治之間
鄭哲敏：加州理工學院的中國留學生
初到美國
梅貽琦沒有動員我去臺灣
參加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
為什么不留在美國
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
繞道歐洲歸國犯了大忌
我和錢學森只是師生關系
傅君詔：從留學美國到土法煉鋼
黨組織決定我赴美留學
學成后艱難歸國
恢復組織關系
預想和現實有很大反差
到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校任教
蘇聯專家和蘇聯教育模式
在北京鋼鐵學院主持科研部
“馬糞渣”與土高爐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國后
北京生物學實驗中心
回國不易
牛滿江的RNA研究靠不住
沈善炯：我親歷的政治運動
洗腦筋，改造思想
我從來沒有批判過胡適
被懷疑給“胡風集團”通風報信
上海分院的大鳴大放
我也干了“荒謬”的事情
廣州會議讓知識分子熱淚盈眶
我個被揪出來
鄒承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長之路
諾獎級成果只能在國內發表
創造力從哪里來
對學術腐敗說不
中國科學發展存在問題
范岱年：中國科學院內的老浙大人
大批老浙大人調入中國科學院
我在《科學通報》的工作
我所知道的丁瓚案
錢三強入黨
許良英遭批
張明遠這人品質很好
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的反右派運動
其他老浙大人
何祚庥：在科學和宣傳之間
許良英等被劃為右派的深層原因
思想戰線的多個戰役
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科學衛生處的成立
也談丁瓚事件
張稼夫強調學術領導
張勁夫更能干
“超聲波化運動”內情
秦川和趙沨
錢學森和于光遠之爭
巴延年、桂世茂：政治風浪中的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
以學習為主的“三反”“五反”
思想改造是重頭戲
學習蘇聯
分院安定的一段時間
分院副研究員以上沒劃一個右派
科學家如何“大躍進”
神仙會和《科學十四條》
貫徹八字方針，出現新生機
王仲良調離，分院被撤銷
羅登：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與科學家
幫科學家分憂
保護朱洗們“過關”
大煉鋼鐵、超聲波和深挖洞
談慶明：早期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
建立力學研究所
我有“右派嫌疑”
“上天、入地、下?！奔盎疸@
錢壽易深得錢學森重視
“超聲波化”和“除四害”
爆炸力學的誕生
核爆炸波與爆破堆山
李毓昌：力學所早年的人和事
錢學森入黨
錢學森和錢偉長的關系
晉曾毅無為而治
楊剛毅和錢學森之爭
亂糟糟的“大躍進”
林鴻蓀、林同驥等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
張勁夫對施雅風“一分為二”
杜潤生組織政策座談會
薛攀皋：追憶廣州會議
領導干部帶頭檢討
科學家大提意見
陳毅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大會總結和遺憾
薛攀皋：1964年的北京科學討論會
會議的背景和主題
會上會下
會后的評價與思考
薛攀皋：心理學科在中國（1949—1976）
丁瓚與心理研究所的籌建和降格
陸定一等對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預
周恩來等：心理所的任務要由心理學家來討論
康生等“批判心理學資產階級方向”
胡喬木對批判運動中的一些問題予以否定
心理學遭受滅頂之災
薛攀皋：中國科學學部的定位與調整
建立學部與學術領導
學部成為黨組成員的辦事機構
“奪權”與撤銷學部
重建學部與加強學術領導
學部變為咨詢機構
科研究竟應該由誰來管理？
宋振能：我與中國科學院（1965—1977）
科學院的三線建設
科學院機構改制
“”后砸爛學部
黃淮海辦公室的工作
“五七辦公室”
1972年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
業務一組、二局、一局
“三志”會議、植被會議、環保會議
整頓科學院
“百家爭鳴”座談會
胡亞東：中外科學交流的恢復
科技資料進口工作做得相當好
與東歐國家的學術交流
重新加入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
恢復中國科協在國際科學聯合會中的地位
蔡德誠：錢學森和《科技導報》
“你們《科技導報》討論什么三峽問題？”
勇于刊登不同意見
朱光亞的一封信
馬克思與馬赫
媒體得有自己的風骨
附錄 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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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人文知識分子，科技知識分子人數更多，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他們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紀，有很多五味雜陳的往事，還是許多國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產建設活動的關鍵當事人。但很少有科技知識分子來書寫自己的故事。對科技知識分子進行訪談，系統記錄他們的話語，是保存他們的經歷、見聞和見識的最佳途徑。
熊衛民著的這本《對于歷史科學家有話說（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人與事）》精選對鄒承魯、鄭哲敏、施履吉等科學家以及對薛攀皋、羅登、李毓昌等科技管理者所做的比較適合大眾閱讀的近二十篇訪談，讓科學家自己說話，重點介紹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科學界，是一本既具較高史料價值，又有很強可讀性的口述史作品。

精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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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不留在美國
熊：你們這些留學生，當時有沒有選擇去臺灣的？
鄭：在我們圈子里面，人們要么回大陸，要么留在西方，沒聽說誰要去臺灣的。因為都怕蔣介石，他在知識分子中名聲已經臭了。像我這種并不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的中間派，后期也認為國民政府貪污得太厲害，腐敗已經是體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蔣介石來清理，原來曾經對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棄了。
1948年，國民政府派了一個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幾百位高中生——我們稱之為童男童女——與我們同船送到美國去。
熊：幾百個人？
鄭：那條船上光中國人就有幾百個。其中，有十幾位年輕教師來自清華，他們多數都是過了一年就回來了，譬如說王補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兒子，陶孟和后來當了中科院副院長，1957年被劃為右派。
熊：陶孟和是“內控右派”，當時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單之中。您在學成之后為什么沒有留在美國呢？
鄭：我們這一代人深受歷史書所記載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強烈的愛國、救亡意識。我們從小就唱“打倒列強、除軍閥……”之類的歌謠，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有一種復雜的心理。
我們能充分看到美國社會的優點。例如，美國的變化很快，汽車的款式剛推出不久，又會出新型的，衣服樣式、料子更是日新月異；而國內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幾年過去還是老樣子，而官方的腐敗日甚一日。面對這些強烈的反差，我們對美國當然有好感。不過，與此同時，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也還是有所顧忌，對美國社會也還是有點看法。過去在國內時，我們認為國有的就是進步的。在美國看到鐵路工業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國吃的早點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過到處都如此，感覺壟斷得厲害。更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了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例如華人不能入籍的政策，從19世紀后期開始，好像到20世紀40年代（有人說到1945年）才解除。
熊：您剛才說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美國人待你們如何？
鄭：我們一般都感覺美國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獎學金是美國人提供的；學習期間，我曾接受邀請在兩個美國家庭居住，他們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國人盛氣凌人，有居高臨下之感，好像中國人不如美國人似的。1950年，我還沒畢業；馮元楨已經畢業，在MIT有項目。我對馮元楨說，我還有一年就拿到學位了，美國哪兒也沒有去過，想出去轉轉。他就與他夫人和我共三人開車繞著美國，包括南方所謂的Deep south區轉了一圈。在許多城市，包括華盛頓在內，都發現有飯店在門口貼著告示：我們不接待有色人種。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說了。在南方的以黑人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時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有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電影院里，黑人絕對不能坐在中間——那種好位置只留給白人——進門時，黑人只能從旁門進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雖然小，也有黑人區。錢學森原來住的房子很好，出事以后，房東不愿意再租房給他。他只好另找住處，后來租的房子離黑人區很近——過幾條街就是黑人區。這種事情讓人很不舒服。
除種族歧視氛圍外，文化上的差異也讓人不自在。畢業之后，長期在外單身旅居的我，常感覺自己像浮萍一樣，沒有根，很孤獨，沒人可以交流?？偟恼f來，當時的社會氣氛非常壓抑，我們在美國過得并不愉快。
另一方面，由于朝鮮戰爭爆發，通信不便，我們對中國國內所實際發生的情況并不是很了解。我們只是聽說社會治安變得很好，通貨膨脹等烏七八糟的事情都沒有了。與我父親通信時，我還了解到，解放后，他沒再擺鐘表攤子，而是辦了個鐘廠，圓了年輕時想辦點實業的夢想。這些都是好消息。事實上，那時我們是聽不進壞消息的，只要有人說中國不好，我們這些中國人就一定要跟他頂牛。這種感情是原來的文化培養出來的，無法逃避。有空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看科協訂閱的香港《大公報》和紐約的《華夏日報》，兩者都是傾向中國共產黨的?！度A夏日報》經常開天窗，以示對美國政府的抗議。
朝鮮戰爭打起來后，我們看到一張照片——杜勒斯到前線去視察，我們就對美國人說：戰爭是你們先挑起來的，有照片為證。所以，有時候在學校跟同學吃飯時，也會爭論起來。雖然同學并不壞，常和我在一塊兒。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多人都想回大陸。不過后來有些人并沒有回來——一旦結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況就變化了。所以說，那些沒回國的不一定就是反對共產黨的。
P17－19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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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與政治之間
相比人文知識分子，科技知識分子人數更多，更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他們也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紀，也有很多五味雜陳的往事，還是許多國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產建設活動的關鍵當事人。但很少有科技知識分子來書寫自己的故事。我們能在新聞報道和文學作品中發現他們，可記者所做的報道常常只引用他們的只言片語，放入記者自行營造的語境中后，不免有曲解之嫌；作家在相關傳記或報告文學中所創作的典型，又往往過于拔高，仿佛他們皆為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相比而言，對科技知識分子進行訪談，系統記錄他們的話語，恐怕是保存其經歷、見聞和見識的佳途徑。
自2000年以來，為收集中國當代科技史的素材，我有意識的對科技知識分子開展了訪談工作。十多年下來，經我訪談過的科學家、教授或科研管理干部不下百位，整理成文的訪談稿，也有幾十篇之多。承東方出版社陳卓先生青睞，現從中挑選十余篇史學價值較大、比較適合大眾閱讀的文章出來，集結成冊。
本書主要介紹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人和事。在前面幾篇中，按所述主要事件的發生時間，分別介紹幾位科學家的成才之路，或他們留學歸來后篳路藍縷開展科研工作的艱難歷程。
鄭哲敏院士回憶了他通過層層測試考取“扶輪社獎學金”去美國留學的過程，在加州理工學院期間他與其他留美學子的交往，臺灣方面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陸以組織形式對海外學子的爭取，在回大陸、去臺灣和留美國之間不同學子所做的選擇，麥卡錫主義對加州理工學院的影響，他艱難的回國旅程，繞道歐洲歸國對他日后工作的影響等。其中，對不同學子在是否回歸大陸問題上的考量的介紹，與在大眾媒體上常見的宣傳迥然不同。
作為科學家中的地下黨員，傅君詔教授回國后相繼在華北大學工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鋼鐵學院等重要高校擔任實職領導，并直接向周恩來、康生等人匯報過工作，地位明顯高于其他留學人員。關于科學家在“大煉鋼鐵”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他披露了驚人的史料。
施履吉院士思維敏銳，動手能力極強，留學美國時，被同學、老師公認是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天才?？上У氖?，花了幾年時間、克服眾多障礙回到祖國后，他卻因與搞瞎指揮的行政人員發生沖突、受到一些老科學家的嫉恨、缺乏基本的科研條件、遭遇政治運動的沖擊等原因，直到改革開放后才略微發揮才能。雖然他仍能憑短期內取得的一些成果而當選為學部委員，可畢竟此時的他已經老了?；仡欁约旱囊簧鷷r，他的遺憾之情溢于言表。他還介紹了他對當年的“明星科學家”牛滿江的批評。
飽經迫害的沈善炯院士對政治運動耿耿于懷。他介紹了在王仲良等領導的保護下，他間不容發地幸運通過“胡適批判”、“反胡風”、“反右派”等運動，以及王仲良調走后，他淪為“四清”運動打擊對象的經歷。蠻橫批判所帶來的精神刺激是如此的強烈，他的右眼一度基本失去視力。
鄒承魯院士回憶了他被日本鬼子從東北一路驅趕到西南，在轟炸中求學，一度從軍遠征印度、緬甸，然后退伍，考取英庚款出國留學，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等領域取得多項重大成果的經歷。他還對影響個人成才，尤其是影響中國科學健康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并重點介紹了為維護科學尊嚴，他與政界、商界、科學界一些不端人員多次論戰的經過。
接下來是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學家對所在機構一些人和事的回顧。
范岱年教授親歷了中國科學院早期的不少大事。在訪談中，他介紹了他和許良英等“老浙大人”（尤其是地下黨員）于20世紀50年代初調入中國科學院后，先在“整黨”運動中參與“淘汰”丁瓚等地下黨員，然后自己在“肅反”、“反右”等運動中也遭到“淘汰”的經過。
作為50年代中宣部科學處的重要成員，何祚庥院士接觸過很多高層人物，了解不少內部信息，他對范岱年訪談的內容有重要補充，并順便為自己在批判梁思成運動中的角色作了辯護。他關于20世紀50年代中宣部科學處和中國科學院那些人和事的回憶，是中國科技體制歷史研究的有趣史料。
巴延年書記、桂世茂秘書長介紹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學習蘇聯、“肅反”、“反右派”、“大躍進”、“四清”等政治運動和“神仙會”、“八字方針”等調整政策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的具體操作過程。他們的回憶不但可與沈善炯的口述相互印證，還展示出在鋪天蓋地的運動背景下，他們這些不乏疑慮但無力回天的科研管理干部的辛酸與無奈。
羅登先生長期在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擔任管理干部，他介紹了他所了解的朱洗，他和王仲良等在反右派運動中成功保護朱洗等人，以及隨后自身遭到批判的經過。從他的回憶可以看出一些平和的中下層科研管理干部應對上級的“左”傾政策的方略，以及遭到“逆向淘汰”的過程。
談慶明教授和李毓昌教授都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元老，談的都是該所的人和事，因他們當年地位有別——談為研究人員，李為管理干部——正好相互補充。談先生回顧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從創立（1956年）到擴張（1958年），從調整（1961）到“”早期的變遷歷程。包括朱兆祥、林鴻蓀幫助錢學森和錢偉長建所的貢獻，錢學森、郭永懷的辦所思想，“反右派”、“大躍進”、“除四害”、“超聲波化”、“四清”等政治運動對力學所的沖擊，爆炸力學學科在力學所的誕生，鄭哲敏、錢壽易的學術貢獻等。李先生重點回顧了力學所海外歸國人員的經歷，其中驚心動魄之處甚多，而他對錢學森入黨自傳、錢學森和黨委領導沖突的介紹，讀起來饒有趣味。
有“活字典”之譽的薛攀皋先生長期在中國科學院院部從事管理工作，從生物學部副主任的位置退下來后，他更是致力于深入研究他所親歷過的那些歷史。本書收錄了對他的四次訪談。、二篇分別介紹他親歷的1962年的廣州會議、1964年的北京科學討論會，均有獨到視角，是研究這兩次重要會議的寶貴史料。第三、四篇分別介紹他所了解的心理學科在中國、學術領導在中國科學院的坎坷歷程，許多戲劇化的場景讓人既好氣又好笑。
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前副主任宋振能在中國科學院院部工作了近40年，“”期間仍然如此，他對1965—1976年的中國科學院的回憶，尤其是1972年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的回憶，填補了不少歷史空白。
曾任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局長的胡亞東研究員回憶了1977—1982年間他陪同錢三強、盧嘉錫、周培源等中國科學界的領導，到歐洲和美國多次訪問、開會，和來自臺灣地區和國際科學社團的代表磋商，克服政治阻礙，使海峽兩岸的科學界同行得以共同加入國際科技社團、坐在一起進行學術交流的過程。訪談涉及海峽兩岸的不少學界名流，其中，盧嘉錫院士的那些軼事尤其有趣。
最后一篇訪談的受訪人是曾主持《科技導報》十余年的蔡德誠先生。因為替彭德懷辯護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他主張媒體得有自己的風骨，他重點介紹了1990—1995年間錢學森四次向《科技導報》施壓，或者說他四次頂住錢學森壓力的經過。
需要說明的是，口述歷史門檻雖低，但做好并不容易。不少人看不起口述歷史工作，認為它不過是一個人說，另一個人記而已；記錄者即使不是可有可無，那也可以隨意替換。但實際發生的訪談，比這要復雜得多，訪談整理人往往也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人的記憶會逐漸模糊，很多事情會想不起來，且人都有私心，對外人難免會有戒心，所以，不但回憶錄中會有錯誤或謊言，訪談稿中也可能出現誤導，且容易流于膚淺。所以，一次成功的訪談，必然是良好合作的產物。不但需要記憶力、表達能力均強的親歷者作為受訪人，還需要受過良好訓練、有平等對談能力的訪談整理人：他／她需要設計整個口述歷史研究計劃，選擇和聯絡合適的歷史當事人進行訪談，并在訪談前查閱大量的檔案文獻、準備眾多細致的問題，在訪談中隨機應變利用受訪人的只言片語鉤沉出一些鮮為人知的有價值的史料，在訪談后通過加注的方式進行大量的補充、印證、甄別、文字加工工作，將訪談稿整理到既真又美（至少不丑）、值得向學術界推薦的水平。以上每一個步驟都有難度。為了說明這一點，本書還在訪談稿之后，附錄了一篇介紹口述歷史研究心得的文章。
鑒于留存前人骨灰的意義較小，作家王力雄曾提出建立“靈魂紀念館”，專門保存人們口述的人生經歷的設想。我很贊同這個建議，很愿意和同志者一道，繼續為這類為國民存信史的功德無量的事業添磚加瓦。
最后，請允許我向幫助過我的人致謝。我要感謝我的受訪人。接受訪談時，他們年輕的也有七十余歲，年長的已有九十余歲。為了準確地留住歷史，多數人不辭勞苦地多次訂正訪談稿。我要感謝我的合作者。其中，王作躍教授、王麗娜副教授和張志會副研究員在不同時間參與了部分訪談，李欣欣、樊玉娟、王麗娟幫我謄錄了部分錄音。我還要感謝樊洪業研究員、王揚宗教授和張藜教授，他們不但用自己管理的“中國科學院院史的編撰與研究”、“中國科學院專項：中國科學院院史編撰和研究”等項目資助了我，還在課題組日常的討論中給我提供了不少啟發。劉曉副教授、章梅芳副教授、王勇忠博士等同事或同行，在拍照、討論、核對人名等方面給我提供過幫助。劉鈍教授、王揚宗教授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對全書結構和一些篇章提供了重要建議。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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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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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習慣于通過堆砌文獻來研究當代科學史的人們，不妨像本書作者那樣直接面對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在訪談互動中深入挖掘保存在他們頭腦中的記憶。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在考察歷史事件中追尋人的真實觀念和具體活動，是讀懂歷史的有效途徑。往事因親歷而鮮活，歷史因細節而生動。我相信，中國當代史的研究者和愛好者，能夠從本書中獲得閱讀快感。
——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研究員）
由于戰亂及政治運動等原因，20世紀的歷史書寫相當偏頗?？谑鰵v史以搶救記憶、探求歷史真相為目標，正是對其最好的彌補。這類工作既要求客觀、嚴謹，又需高超的采訪藝術——真誠、理解和敏銳的鑒別力，這些在熊衛民教授的書中都一一體現。閱讀此書，不僅可以獲得大量可貴信息，還是學做口述歷史的極佳機會。
——姚蜀平（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協作研究員）
熊衛民教授的這本科學家口述訪談集，不僅為學者提供了豐富、多方位、珍貴的中國近現代科技史料，而且為公眾展示了當代中國科學家求學成才、參與社會的坎坷經歷，讀來既趣味橫生又令人深思，是一本兼具歷史性和故事性的難得佳作。
——王作躍（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教授）
這是一本因講真話而難能可貴的書。書中所記載的一些歷史錯誤、教訓或災難從反面說明，讓有專長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參與公共決策是多么的重要！法治健全的社會才能容許、保障、鼓勵知識分子獨立，講良心，并提出專業意見。
——饒毅（北京大學教授、《知識分子》主編）
熊衛民教授記錄了一部活的中國現代科技史。那些激動人心的歲月，那些慘痛的教訓，都有無窮的教益值得后人記取?！昂笕税е昏b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中國現代科學文化建設任重而道遠。
——吳國盛（清華大學教授）
熊衛民長期進行當代科學家的口述采訪，他善于挖掘通向體制機理的重要細節，展示了一幅令人深思的中國科學史畫卷。
——丁東（文史學者）
科學家的聲音淡出公眾視線已久矣。這本訪談錄是當代中國科學家對往事的回顧，不僅具有史料價值，而且可以看到他們與時代的互動，以及他們在20世紀后半葉承擔的命運。
——傅國涌（文史學者）
熊衛民教授堪稱我國口述科學史第一人。十多年來，他以記者機敏銳利的觸覺和學者尋根究底的執著，孜孜不倦地追尋和打撈歷史，總是能找到合適的訪談對象，讓他們說出積淀在心中的故事，總是能挖掘出聞所未聞的史實，為讀者揭開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王揚宗（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主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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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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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成為中國大陸首位獲得科學類諾貝爾獎的科學家，終于圓了中國人的諾獎夢。為何建國66年才摘下科學桂冠？66年里，中國科學怎么了？中國科學家做了什么？
熊衛民著的這本《對于歷史科學家有話說（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人與事）》內容涉及廣泛，中國科學界的大事小情均有涉及，尤其當事人說當時事，讓讀者從科技知識分子的角度認識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歷史，切身感受中國科學所遭遇的是是非非，理解當下中國科學遭遇困境的原因。
本書適讀人群：歷史閱讀愛好者、科學讀物愛好者。

著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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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衛民（1974－），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科技史、教育史研究，著有《合成一個蛋白質》、《鄒承魯傳》、《從合成蛋白質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傳》等。